这种理论认为，中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却仅仅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 国家监察法立法涉及法治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方面的问题，如国家监察法的性质、地位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地位。（2）由法律法规授权，或者由行政机关委托行使公共事务职能的公职人员。

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确定，由中央纪委牵头抓总，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22]参见《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9、10、14、34、39、43、44条。[16]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5条第2款和第1款。为了科学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国家监察法应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和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以及对国家监察机关本身的监督、对国家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进行周密的设计和规范，以保证国家监察机关既有效行使反腐败职能，又防止其滥用权力。《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国家审判机关内部纵向关系的规定是：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6）在遇有下述情形时，向被监察的部门或其上级部门提出监察建议：监察对象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应当予以纠正的。（4 ）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违纪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由此可见，在德国，人的尊严的具体化，不仅及于基本法中相关权利的规定，也涉及部门法中人权保障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诽谤罪，按刑法学家的解释，所谓侮辱，就是损害他人名誉、人格尊严。3．以反面定义来疏释人格尊严的内涵 有关人格尊严如何进行定位，学理上常有正面定义与反面定义两种不同的方式。当然也必须注意的是，不能把人的尊严的内涵与外延无限度地扩张，使其成为一种对所有权利来说都具有涵摄性的指导规范，这样做只能导致人的尊严的虚化。然而，在现行法律中，还有许多规定将人格尊严或曰保障人格尊严作为法律原则加以对待。

参见［英］罗伯特·奥迪主编：《剑桥哲学辞典》，王思迅主编译，台北猫头鹰出版2002年版，第321－322页。至于第三种方案，与第一种方案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一定程度上也是突破解释固有规则的过于自由任性的技术方案。

第二重申明是不可侵犯申明，涉及的是这种地位的规范效力：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固有尊严，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可侵犯，即不能被他人侵犯。注释: [1]参见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4页。[6]参见朱晓峰：《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为参照》，《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10）妇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这种自主也是法律上的自治。一个人只有当他（她）能够可靠地获取一些必需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当其人权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能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别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

境遇中的弱者是指社会制度或者生存际遇而将某一个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下，此时当事人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如我们常见的患者、消费者。[29]因此，在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对这一权利的根本宗旨加以制度上的限定，也是理所当然的。

详言之，境遇中的弱者首先往往是一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社会中的某些动态因素如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17]［美］玛莎·Ｃ．纳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正义的能力理论》，田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18]必须说明的是，此处的人格尊严实为人的尊严，只是国内翻译界此前一直将人格尊严等同于人的尊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明确了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目标，即国家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有尊严地生活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参见［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如果承认宪法序言同样具有规范属性且为宪法文本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在序言部分加入此一内容就可以说是顺理成章。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6条还提到了虐待这一特殊的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尊严和人格尊严理解上的技术方式，即解决人的尊严和人格尊严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

因此，我们无需否认这一事实：我国现行宪法并无人的尊严的相关规定。[13]参见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

关键词:  人的尊严 人格尊严 规范性文件 按照现代汉语辞书的解释，尊严的释义项主要有三个：一是庄重肃穆，尊贵威严。《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16]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3）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部分结合平等原则来对人的尊严问题作出规定。

（二）以人格尊严为基调的现行法律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表述 1982年《宪法》有关人格尊严的表述，使尊严获得了法律正式用语的地位，因而也成为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常用的法律术语。[36]［奥］曼弗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柳华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三）直接以尊严来界定特定主体的高贵与庄严 在人格尊严的主流立法例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规定尊严而非人格尊严的条款。二来从关系上讲，尊严应当是人权的上位概念，而人权是从尊严中推演出来的权能，因此这种方法也不应采用。

不过，这些规定一是仅专注于某些特定场合的人的尊严问题而不是围绕全体人的尊严作出的，二是这些规范相对来说层级较低，也不够正式和权威。[5]在上述特殊群体中，消费者、旅游者等都会因被置于信息不对称或自由受限制的特殊境况之下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弱者，故同样必须加以特别的保护。

进一步说，宪法的原则也需要某种根据，这种根据要么直接以‘人为根据，要么以人作为‘目的为根据，要么以人的尊严为根据……采用‘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的原则，是一种比较恰当的做法。一般认为，人不但享有尊严，而且也感受到尊严。

（8）现役军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以下简称《国防法》）第59条第2款。防范这种来自官方的侮辱也即对人格权（或曰人格尊严）的侵犯，无疑是公法的基本使命。

对于一个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形成了各种想象……当我们说‘人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就我们所知是独特的）时，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从以上规定看，人的尊严业已突破人格尊严的禁锢，向人的整体性尊严迈进。正如笔者一再言及的那样，《宪法》第33条并非对平等权的规定，而是所有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原则性、纲领性宣示，人的尊严置于此处，并不会产生条文逻辑上的断裂。这方面的立法例可以1999年制订的《芬兰宪法》为例，其第一章总纲第1条即规定：芬兰为主权共和国，其政体由本宪法确定。

[36]就此而言，消灭包括贫困在内的阻碍人的尊严得以实现的因素，正是现代国家的根本使命之所在。[2]参见李建良：《人权思维的承与变：宪法理论与实践（四）》，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页。

[2]可见，在我国立法史上，尊严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尊严规范实际上包含双重申明：第一重申明可以称为尊严申明，关系到每一个（自然）人的地位，即：人人生而即有尊严。

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的身体不受伤害及人身之自由（第2条）、歧视之禁止、人格自由发展及生存权（第3条）信仰、良心及宗教自由（第4条），表达意见自由（第5条）、婚姻权（第6条第1项）、书信秘密、邮件及电讯秘密之保护及住所不受侵犯（第10、13条）等。必须指出的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尊严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出现了一系列对弱者尊严加以规定的内容。